媒介伦理的变化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才逐渐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点，并因此得到多层面研究、确认并引导其建立新的规范。这是由伦理的性质决定，即兼顾应然和实然两重取向。

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，以2018年数据为例，中国各类自媒体号总注册数约在3155万左右，其中微信公众号超过2000万的注册数，2020年前后整个自媒体广告市场达到千亿元规模。形塑共识和养成规范已成为内在需求。不过，新媒体之所以称“新”，是因为与“旧”媒体间具有明显的传承迭代关系，其伦理也有承接和新变。

传统媒体伦理，以克里斯蒂安斯（1999）对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伦理的发展节点为参照，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，成熟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，新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众传播伦理学。这个时序，与全球基本同步，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》（1947）为重要标志。

彼得·M·布劳在《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》中指出，在复杂社会结构中，价值共识，也就是文化价值和规范构成个体和群体间社会关系的基质。李青藜和展江（2005）在利昂·纳尔逊·弗林特《报纸的良知》之译序里提出，新闻伦理繁荣的两个条件，其一是社会和行业的发展与转型，其二是新闻学教育在学院的成熟。社会发展促成复杂的关系结构，而新闻学教育正是文化价值和规范成型的结果。

传统媒体伦理指向职业成熟，即布劳的表述，以“自我控制的权力”为职业行为划定界限。标志有二，执业者必须获得专门的领域知识；只有符合行为标准的成员才被视为同行伙伴。正如涂尔干在《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》中的结论，职业伦理在社会公意之内，“每一种职业伦理都落于一个被限定的区域”。伦理严格贯彻与得到的尊重相关，“职业伦理越发达，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、越合理”。媒体伦理造就了新闻专业主义，也造就“第四权力”“无冕之王”的职业地位。

然而，新媒体基于技术而非新闻传播产生新变，使得伦理在新条件下受到极大挑战。职业伦理对于“公共服务”的充分确定，在新闻传播发展史上，一直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价值追求。即便西伯特、彼得森和施拉姆提出“传媒的四种理论”，也只是论证新闻制度对其不同程度的扭曲，很难根本上否定这一职业伦理在各种制度下的不同实践。但是，正如技术决定论的担忧，新闻传播技术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体系的瓦解，在发展中有了变成现实的倾向。

技术带来的最大变化，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，即所谓“技术赋权”。这里有个陷阱，即会用新技术的人得到赋权，老年人、经济底层和偏远地区等不易掌握新技术的人群并没有得到赋权，也可概括为掌握技术的程度近于赋权的量度。更最内核的变化，是技术载体超越“人”而成为传播中心，即人成为载体的延伸，而非载体成为人的延伸。比如谷歌搜索质量工程师帕特里克·赖利的表述，“所有搜索都被卷入了实验之中，因此用户每次用谷歌搜索，都作了一次‘小白鼠’。”随着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指数级倍数的增长，人的行为只会越来越高频而非低频地成为“小白鼠”。

如何把技术伦理融入“新”媒体伦理，仍非最重要的考验。最大考验，来自于职业伦理降维至社会伦理，引发以“公共服务”为核心的专业主义的消失。汪丁丁曾极度担忧，“当人人都可以享有‘信息自由’的同时，鱼龙混杂的‘信息风险’也应运而生。”因此，需要增加两个新的思考维度，其一作为社会个体在发布信息的瞬间所承担的道德义务，其二社会个体作为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所承担的批判责任。

同时，技术密集背后的资本密集，加固而非松弛逐利需求，使得传统伦理中曾被刨除的信息“商品化”，由于“人人皆媒体”内在的流量竞争而面临巨大冲击。此次疫情期间，直播带货的亮眼表现即是力证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超过8亿，预计2020年收入将达2110亿元。如何融合商业伦理，也成为新媒体伦理不得不正视的严重问题。

职业伦理、技术伦理、社会伦理、公民道德和商业伦理，似仍未穷尽新媒体伦理的形塑源。其融合的可能性，依赖技术变迁，可能会跳开某一甚或全部维度，但我们不得不直面困境，并尝试新融合。布劳的话，或许可以如此增改，人类的许多痛苦及幸福，其根源都在其他人以及技术的变迁中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太原日报社）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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