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岁的儿子欢欢在沙堆上快乐地笑着，不停地往自己的小车里装沙子。可是他没发现，负重越来越多的小车已经岌岌可危了，随时都有可能翻倒。
    这是个冬天的中午，我奉儿子的命令陪他挖沙。儿子歪歪扭扭地将小车推到沙堆顶上，然后用小铲子铲车轮下面的沙。车轮的基础一点点地被掏空，小车终于嘎啦一声悠扬地倒下，车厢里的沙子又全部回到了沙堆里面。儿子见状不仅没有恼羞成怒，反而哈哈大笑，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尝试。
    儿子在沙堆上站不稳，再说毕竟还只是个黄口小儿，因此装满一车沙很需要点时间。小车装了翻，翻了装，他不停地忙碌着，小脸很快就变得通红，也许还有细微的汗珠，这我在几步之外看不清楚。你怎么能取车轮下面的沙呢？这样基础被掏空了，车子不就要翻了吗？我很想提醒他一声，但想想还是没有开口。我们自作聪明的时候实在太多了，发表高见之前还是三思而行为好。
    儿子就这样重复了半个多小时，他的样子让我想起推石头的西西弗斯。他一次次将石头推上山去，石头再一次次地滚下山来。那时的西西弗斯，是何等徒劳、何等的绝望啊，可是儿子却非常快乐。这快乐是真诚的，不掺杂半点水分，这一点即便瞎子都能看得出来。
    西西弗斯之所以绝望、沮丧，绝非仅仅因为劳累，而在于他必须寻找往山上推石头的终极目的与意义，即通常意义上的理由。这种可以安慰他的终极目的与意义自然是没有的，他的劳累因此也就成了徒劳，让他不得不绝望和沮丧。同样的情形，儿子之所以快乐，则是因为他不必也从来不曾去试图寻找什么理由。装了就是装了，翻了就是翻了。
    可要命的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父母，偏偏要拿这个来要求孩子，恨不能一下子让他（她）产生跟自己完全一致的价值判断。
    欢欢你干什么？我也经常这样训斥儿子。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与其说是问他，还不如说是在自我追问。我们都觉得自己比孩子聪明，或者说比孩子懂得多，我看未必。我怀疑儿子知道掏空基础小车会翻倒，他之所以还要这么做，是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，或者说他不在乎这个结果。否则他为什么笑声不断，否则为什么他们的快乐简单而且种类繁多，我们的快乐复杂而且数量稀少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。我们这些机关算尽的成年人，只有在醉酒之后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，才能将原本就是鸡毛蒜皮的矛盾暂时化解，举杯一笑泯恩仇，可酒却偏偏被扣上了“乱性”的帽子。“茶是花博士，酒为色媒人”，古典小说里这样的句子不断，你说冤枉不冤枉。
    然而我们的机心注定已经不可能消失。成长的过程不是可逆反应。“到此忘机”只能是太湖鼋头渚对世人善良的愿望。可问题是不仅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注定无缘来此，即便那些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游客，有几个能注意到这块碑刻并将其哪怕很短暂地放到心上去一会，也很值得怀疑。我们习惯于每天算计，一点一滴地算计，为什么，干什么，还美其名曰未雨绸缪。我们很偶然地从几千万只精子中侥幸争取到了唯一的机会，然后事事处处都要询问理由。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吗？面对那几千万只死难的微粒般的同胞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即便是齐白石那样大师级的人物，随心所欲还要在一定的规矩范围之内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这不免有些悲哀。
    即便如此又如何呢？爱因斯坦削尖脑袋瞪大眼睛一辈子，有了无数的发现，可最终依然不得不承认：人很难知道他的一生中什么是有意义的，就像鱼对于它终身都在其中游泳的水，又知道些什么？就是这话我也只能同意一半。正因为鱼不知道水，或者说因为鱼不必要知道水的什么，它才能在其中快乐地畅游。
    我们不必饶舌那个著名的诡辩，我不是鱼不敢肯定鱼的快乐，但我却可以肯定儿子的快乐。他费了半天劲装满一车沙，并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运回家门口，走到半道上就呼啦一下子全部倒掉了。好端端的他为什么要倒掉？他为什么要倒在这里而不倒在那里？这些平时不会开口但却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问题，你可别拿来问我。孔雀为什么东南飞还能找个答案，因为西北有高楼，那些问题实在远比这个还要刁钻古怪、难以作答。
文/张锐强